中国典籍如何影响日中文化互动?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本报特约评论员 张元 时间:2021-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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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期间,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在中国热播。这档节目结合了话剧,电影,电视等多种艺术形式,第一集中再现了《尚书》的流传过程,并对这部典籍中的思想进行了现代的阐释。节目播出后引起各界关注,第一集播出当晚的话题阅读量超过4.5亿。而对于同处东亚文化圈的日中两国,这档“网红”节目能否为双方文化互动带来新的动能?

古代典籍承载着中国文化,传承至今,在世界各国,特别是日本,中国典籍也流传甚广。日本“大化改新”时期,全面学习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并大量引进中国典籍,这也是中国典籍在日本流传的开始,当时日本的“中国学”也就成了“皇家文化”,典籍中记载的中国历史和政治经济制度不仅为日本的改革提供了指导,典籍本身也被用于加持皇室的权威。从“大化”到“平成”,日本有247个年号出自中国典籍,其中,出典最多的就是《尚书》,比如“平成”出自《尚书》的《大禹谟》;明治天皇的年号出自《易经 · 说卦传》中的“ 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大正天皇的年号也是出自《易经》,取自“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天皇家族和贵族对中国典籍推崇备至,但“大化改新”时期,中国典籍在日本并没有广泛传播。进入源平时代后,武家崛起,京都政权式微,贵族们的“中国学”也逐渐没落。“中国学”已不再有“皇家文化”的地位,但为了彰显自身文化修养和权威,公武贵族仍不断从中国商人手中购买各类典籍。与此同时,以“五山僧人”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了对中国典籍的研习和传播。“五山僧人”以研习佛教经典为主,但对儒学也采取了“于道不为无助,虽读外书亦可也”的态度。中国元代僧人竺仙梵仙也曾称赞日本僧人中岩圆月“学通内外”。

安土桃山时代,“朱子学”传入日本,藤原惺窝,林罗山等学者先后受到开创了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重用,“朱子学”逐渐确立起了“官学”地位。为了阐释“朱子学”的理论体系,林罗山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的儒家经典,写了《大学解》《大学抄》《论语解》等书。“朱子学”兴起的同时,日本也出现了“古学”“心学”等儒学流派。以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人为代表的“古学”质疑宋代学者背离了孔孟思想,主张恢复儒家经典的古义,因而被称为“古学”。“古学”派重视《论语》《孟子》两书的研究,带动了日本学界在中国典籍研究领域的考据之风。

进入近代,日本对中国典籍的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日本学者有研究中国典籍的传统,借鉴欧美教育和学术体系,帮助日本迅速完成了自身学术体系的近代化,国际交流的增加也让日本学者更多走出国门,到中国实地考察,日本逐渐成了国际“中国学”的重镇。有些日本学者借鉴考古等学科的成果,对中国典籍进行再解读,成就最大的当属京都学派领军人物内藤湖南,他在1921年写了《尚书稽疑》一书,提出了《尚书》的研究和分析方法。

除内藤湖南等掌握了近代史学方法的学者外,还有日本学者利用传统的考据手段研究中国典籍。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收集了明,清两代金陵书局本与在日本流传的宋以前的《史记》版本,又据日本学者的校勘成果,进行全面校刊,其著作《史记会注考证》被誉为“两千年来注家,学者研究之集大成者”,在《史记》研究领域仍无出其右者。

回顾中国典籍在日本传播的历程可以发现,日本对待中国典籍的态度和方式也在不断改变,日本的典籍传播和研究也是日中文化交流史的缩影。“大化改新”时推崇备至,但又因贵族对学术的垄断而无法广泛传播,到武家政权初期被束之高阁,“五山时代”以兼容并包的心态大量引进,江户时代开始系统研究并出现学界争鸣。近代以后,日本开始借鉴新学术方法进行研究并逐渐成为了典籍研究领域的领军者,日本的学术研究方法和成果又影响到了中国学界的典籍研究。可以说,同处东亚文化圈的日中两国文化有着同源性,又在各自的发展中产生差异,有了各自独特的气质,却又在不断地交流与互鉴中擦出新的火花。

随着公共文化生活的日渐丰富和国际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典籍也从“学术殿堂”走向了普罗大众。典籍研究和传播的大众化,不但让越来越多的人加深了对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化的理解,也为文化产业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去年疫情期间,日中两国在互赠防疫物资时“风月同天”的诗文对话,曾让古诗词成为两国文化互动的纽带,为增进两国的友谊提供更多可能;而今,《典籍里的中国》热播,让人们看到了古老的典籍也可与现代的传播手段融合。日本在典籍“通俗化”传播方面有着成功的经验,比如“二十四史”之一的《三国志》,就通过小说,动画,游戏等形式在日本流行,与之相关的文化产品还风靡包括中国,欧美在内的各大文化市场。日本学界和文化产业界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与中国同行开展互动和合作,既能加深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日本企业还能借力中国的“典籍热”加快进军中国文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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